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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建筑界的大象舞与大绘卷︱为何建筑事务所越变越大，而教学革命下建筑业未来何去何从（两则）

　　建筑事务所在面对疫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挑战时，需要审视未来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国两家重量级大型建筑事务所的收购案例为一种应对策略提供了范例。Page和Davis Brody Bond的收购案例揭示了合并对于应对挑战的潜在益处。Page迫切需要在纽约设立办事处以满足客户和项目需求，而Davis Brody Bond则在疫后经济复苏期间难以实现有机增长，但其规模又对项目承接能力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双方合并使得Davis Brody Bond得以在更大规模的企业组织中获得支持，并完成自身进化，而Page则在纽约市场上获得了成熟的资历、智力资源、关系网络和项目成果。此外，建筑学教育也在转变，比如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安南达勒的巴德学院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教学理念，强调超越传统设计，关注社会人文因素，鼓励学生通过设计回应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这种新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更具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筑专业人才，有助于行业未来的发展与进步。

　　两家重量级的大型建筑事务所——位于纽约的Davis Brody Bond与总部位于华盛顿的Page公司，正在联手合作。他们的负责人做出了解释。

　　除非是“重度”的建筑爱好者，否则你很可能都没听说过Page这家美国建筑事务所。该公司于 1898 年在奥斯汀合伙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设计事务所之一，拥有1400多名员工和19个办事处（此外还在墨西哥城和迪拜设有分支机构），也是规模最大的设计事务所之一。该公司引以为傲的是，它没有特定的建筑设计风格，而是针对几乎任何市场、任意需求来设计每个项目。

　　Davis Brody Bond公司成立时间没有那么早，也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但其项目足迹却相当可观。这家纽约公司设计了位于世贸中心遗址的“9·11”国家纪念馆和“9·11”国家博物馆，并与其他公司在华盛顿特区共同设计了史密森美国非洲裔国家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以及数十家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中心。尽管Davis Brody Bond因这些著名项目屡获殊荣，尤其是在1975年就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最高荣誉，但在业界仍然知名度不高，十分低调。

　　11月，两家公司宣布Page公司将收购Davis Brody Bond公司，收购金额未透露。此举使前者拥有了重要的文化项目组合，为后者提供了更大的平台。Page的⾸席执⾏官兼负责⼈Thomas McCarthy和Davis Brody Bond的合伙人Steven Davis（现为Page的首席合伙人）接受了彭博城市实验室（Bloomberg CityLab）的采访，谈到合作的意义，以及经济的疫后复苏如何推动中型企业快速壮大。本采访已经编辑精简以使表达清晰。

　　Thomas McCarthy：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没办法追溯，但是我们合作过两个大使馆项目：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美国大使馆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这两个项目在技术上都非常复杂。我们非常欣赏Davis Brody Bond团队在项目设计中的严谨作风，也非常享受与他们合作。

　　Thomas McCarthy：美国国务院与Davis Brody Bond直接对接，一起制定了一套指导文件，为项目确定设计方向。之后，他们对设计及施工团队进行公开招标，要求完成方案设计并实现项目交付。这一环节主要是由承包商主导。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外加国务院希望以最快的速度交付工程，因此设计并不太成熟。项目中标后，E星体育双方的合作仍在继续：作为备案建筑师，我们通过与Davis Brody Bond密切合作，深化设计，推进实施。

　　Thomas McCarthy：对话是相互的，收购是共同决定的结果。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纽约设立办事处。我们在纽约周边设有办事处，唯独纽约没有。于是有纽约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在那里成立一处。但是，如果没有一支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和市场信誉的团队，在纽约设办事处是非常大的挑战。因此，当Steve和我谈及此事时，我们觉得非常合适，因为Davis Brody Bond不仅在纽约已经拥有成熟资历和人才储备，还拥有良好的关系和项目成果——这使我们能够将这一切整合起来。

　　彭博城市实验室：这是Davis Brody Bond的第一次收购么？公司内部是如何讨论的？

　　Steven Davis：疫情改变了一切。如今，公司规模的重要性已然今非昔比。我们被看作是规模最小的大项目公司。要获得这类项目资源，就必须一次只做一个项目。如果你在一个50人的办公室里有一个20人的团队，就不可能同时做太多这样的项目。有一段时间，我们同时做了三个项目，就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认为当下建筑行业正在演变成一种不同的职业。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到来，但目前还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建筑师需要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应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对数据的依赖。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成长，但目前无法实现有机增长。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寻找一家与我们精神契合的公司，所谓“精神契合”本质上就是实践与合作的态度。我们从来不擅长自吹自擂。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人们总会惊呼，“那是您做的?！”但直到现在我坐地铁照样得买票啊。

　　彭博城市实验室：做出决定后，下一步流程是什么？是直接交给律师就可以了么？

　　Thomas McCarthy：并没有。这个阶段持续了1年之久，我们在2021年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这是否是个好主意。

　　Thomas McCarthy：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分心了，因为我们收购了EYP，而且是在它破产的情况下收购的，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学习。我们又讨论了一次，思考的越多，这个想法看上去愈发合理。作为领导者，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如何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帮助他们。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遗产？有哪些机会？

　　Thomas McCarthy：Page公司的组织架构依赖于强大的办事处，并借此获取额外的资源支持。在每一个办事处内，都有完整的支持团队骨干，提供会计、营销、IT等各类服务。他们由一个更大的组织提供支持，系统、流程、程序都是在整个公司层面开发完成。但这些团队仍然需要最直接的支持，比如当地的员工。因为我们不是在制造小零件，我们需要在所有地点实现所有功能。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冗余。我们从不认为这是一种消减成本的方式，而是一种扩大“蛋糕”规模的方式。

　　彭博城市实验室：Davis Brody Bond公司是否有人对这一变化表示质疑？

　　Steven Davis：我们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讨论，因为在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基本上没有透漏什么信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员工未来的决定。疫情发生后，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要知道，很多公司都没有在疫情后恢复过来。我们这种类型的公司如果按照以前的规模发展，真的会非常困难。如今，有机增长异常艰难，主要还是因为自我为中心导致的问题。而我们不再以那种方式追求增长。事实上，我们成为了一个更大组织的资源，同时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

　　Thomas McCarthy：Steven指的是表演艺术中心和博物馆项目，这些项目都非常成熟，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Steven Davis：我们完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的项目，以及一个全国最大的博物馆项目。在这些领域，我们是全国范围内知名度最低的机构之一。在受邀参加的比赛中，我们的胜率高得离谱。我们并不擅长自吹自擂，但我们非常擅长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在一个大型的组织中获得支持，真的非常棒。

　　Thomas McCarthy：这很简单。关键是“留住”和“发展”。作为一家专业服务公司，我们拥有的就是我们的员工。留住人才、招聘人才、在纽约建立团队，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平台、扩大平台。当然，我们希望建立客户群，为其提供出色的服务。实现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得拥有优秀员工。

　　Steven Davis：我在执业过程中的一大乐趣就是引导和培养人才。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个人认可的事务所。因此，加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机构并不会改变我们。我们要做的事获得员工的理解和谅解，而不是请求他们许可。

　　Thomas McCarthy：我们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创业精神。这是我们绝对共享的领域。

　　Steven Davis：设计出有吸引力的东西很容易，这并不难。难的是设计出有意义的东西。社会正义行动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建筑师和专业人士，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所说的“空间正义”。这种工作不会带来很多收入，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做更多这样的工作。

　　Thomas McCarthy：如果压根儿不喜欢与人合作，那就应该就此打住。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一个你希望为自己打造的环境中工作。

　　Steven Davis：我结过不止一次婚。在第二段婚姻里，我的家庭关系才得以拨云见日。我会想说，小心愿望成真哦。勤奋努力，做好功课。如果对方没有通过你的嗅探测试，不要害怕说不。建筑师一般不用金钱来衡量成功与否。我不认为这是一次收购——我认为这是一次进化。

　　▲图一、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学生在其新的建筑学项目中一个名为“住房与集体关怀”的课程上展示了“住房权益图集”。照片：巴德学院

　　在巴德学院，建筑和设计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与在专业领域中与客户的传统关系是划分开的。

　　这是巴德学院新建筑项目的第四个学期，有许多“麻烦”和 “不安”（用作动词）需要去应对。

　　在这里，建筑是一种批判的方式，而不是一个致力于制造住所的职业。与其说建筑从业者是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创意远见者，不如说他们是全球资源开采和财富整合链条中的受困者--往往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这里与大多数建筑学教育不同，他们的目标往往是通过结合技术技能和艺术工艺，培养能够设计公寓、办公室和学校的专业人员。

　　巴德大学的课程没有经过认证，也不是专门为引导学生获得专业执照而制定的。相反，学生被训练该如何对建筑实践及其产物提出质疑。该计划的目的，副主任Ross Exo Adams说，是为了传授“空间素养”。

　　这种非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巴德大学非常适用，这所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安南达勒的小型文理学院以其非正统的教育理念而闻名。在那里，学术进展不是基于特定专业或领域的线性进展，而是基于广度和深度之间的多学科平衡，在学习内容上给予了学生高度的自由。

　　非职业的建筑学位项目并不罕见，但将巴德的修正主义观点作为项目课程的驱动核心是不寻常的。Adams和副主任Ivonne Santoyo-Orozco建立了这个项目针对事情的本质提出质疑。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产生的碳排放往往助长了气候变化这一现实问题，这与他们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环境的言辞相互矛盾，在这个情况下，建筑师们该如何去运作？为什么推动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象相比其塑造的城市和城镇的物质条件更容易被忽略？

　　“每一门课程都会直接或间接性地涉及到资本主义，”Santoyo-Orozco说。“每门课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阶级意识、劳动能力或建筑在私有投资中的位置。”

　　▲图二、巴德大学的建筑学学生创建了一个 移动互动站，向学生征求对学院的意见。照片：巴德学院

　　该项目的两位负责人曾在学术界（两人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后来到巴德大学）以及英国的Foster+Partners和墨西哥的Productora DF等高知名度的设计公司工作，并对建筑业的劳动运作方式抱有质疑。他们认为建筑师大多是超时工作且低工资的工人（至少与医生和律师等专业学位持有者相比），而非自由自在的创意企业家—即便是在高知名度的公司组织过工会的建筑师们也持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建筑学校通过追捧（或是要求）设计工作室的通宵工作和对学生作品的无情批判的学习形式，为这种现象创造了条件，在那里，设计被视为一种无法用其他价值所衡量的神圣的创作激情。作为其对立面，Santoyo-Orozco说：“我们正试图全面降低对生产力的预期。”

　　该项目负责人还强调，建筑设计是一个协作项目，尽管当下流行的说法是将公司所有者品牌化，以这种方式神化个体的能力与成就，并使学生们彼此产生隔阂--也会使他们与将使用他们的建筑的公众分割。

　　然而巴德提出的最关键的批判是关于建筑师应该在哪些方面拥有最大的权力和代理权，以实现他们所说的通过更好的建筑来丰富人类社会的目标。

　　设计过程的终点应当超越设计本身的意义，因为正如其教学理念所说，“设计本身不能带来任何形式的公正性”。

　　尽管建筑经常伴随高尚的言辞，但它是被金钱所主导的--它是一个需要依靠私营部门的服务行业E星体育官方网站。想想纽约市“亿万富翁街（Billionaires’ Row）”沿街的摩天大楼楼群，都是由高知名度的建筑师设计的，服务对象却往往是国外的房地产投资商而并非实际的人。巴德学院认为，如果大部分人的需求无法推动这些基本设施的供应（经济适用房、学校、公园），建筑师的工作最终只会延续现有的不平等与危机。

　　Adams说，该项目课程最终目的是试图解释催生建筑和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们是如何作为建筑的背后力量运作的，以及我们为什么没有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俄亥俄州的建筑项目负责人Todd Gannon提出他是Adams Santoyo-Orozco 提出的那种批判性方法的倡导者，但他对找出“错误的一方”并预先提出批判持有谨慎态度，Gannon说：“我们需要有更多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看待建筑，你会倾向于关注大规模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并很可能在任何事开始之前就会认定资本主义是中间邪恶的一方。”

　　巴德建筑系的学生Sam McVicker将传统的、以专业为导向的建筑学项目与巴德的项目之间的区别描述为“以成果为主导的体系 ”与 “以过程为主导的体系”。

　　但巴德大学的课程并不仅仅是对建筑学的哀叹。如果说建筑师纯粹通过他们在绘图桌前的工作来改善建筑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他们构想新世界的能力则是无限的。最近一门名为Planetary Institutions：虚构的建筑的课程呼吁学生 “以科幻小说的方式来设计空间”。在McVicker的一个设计项目中，他推断了100年后随着气候危机的加速，巴德学院的校园可能是什么样子。巴德学院课程的其他部分侧重于引导设计成果的形式与功能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学生们制作了一系列自发的播客，讲述殖民主义如何破坏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图三、关于气候变化的课程中的一个学生设计畅想了校园在一个世纪的全球变暖之后的变化。照片：巴德学院

　　其他的普遍是较为常规的课程。学生们设计了一个自行车牵引的移动校园互动站，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对什么可能使巴德变得更好的想法。其中一个设计工作室专注于将纽约市哈德逊城市广场旁的闲置的豪华办公空间改造成公共住房，将这一做法定为 “现实主义的、叛乱的实践，建筑作为一种工具，为住房权益而斗争”。

　　由于60%的课程是在建筑学院之外进行的，学生们大多会加入Adams 或Santoyo-Orozco的工作室，就像他们参加其他课程（比如人类学课程）一样。学生们一直在做与附近的纽约金斯顿的无家可归者相关的工作，并与巴德的人权和艺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Arts）合作。

　　学生Sage Arnold是通过技术剧场设计（technical theater design）来到这个项目的。Arnold说：“我了解到除了创造一个与观众划清界限，仅供观众观看的舞台，E星体育戏剧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他想重新思考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些融合起来，一切都可以成为一种创新的体验。我能够想到界限还能以许多其他的形式运作”。

　　Adams说该项目课程的灵活边界结构 （boundary-hopping structure）“允许我们想象以空间为起点，在政策或其他领域为终点的设计提案。”，设计过程的终点应当超越设计本身的意义，因为正如其教学理念所说，“设计本身不能带来任何形式的公正性”。

　　因此，巴德的教学理念对特定建筑风格的党派之间的争斗没有太大用处，尽管这是许多传统学校的主流做派。Adams认为固定的形式是一种 “洗脑”，他认为这是一种吸引和捆绑个体的方式。无论你是一个粗野主义的粉丝，能在混凝土板中看到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慈悲面孔，还是一个崇拜前现代古典主义的保守派，形式和风格都是沟通的工具，没有一组审美属性应当持有固有的特权。

　　巴德把它的批判留给那些把建筑带入世界的力量，但俄亥俄州的Gannon说，“批判性的一个缺点是它总会引向矛盾。有时这是你所需要的，而大多数时候它们不是”。对建筑教育最有效的批判性教学是那些“寻求二元思维的替代品”。

　　但从Annandale-On-Hudson散发出来的紧迫感表明，Adams和Santoyo-Orozco不认为建筑界或其他任何地方有任何人会完全不受影响。

　　“建筑学的默认做法是，我们为所属的世界设计建筑，” Adams说：“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存在许多问题，也许是气候变化或社会的不平等。建筑总是事先被认为是最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加剧了已存在的问题。除了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消亡。”